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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政治权力,OUT啦!

  • 不论服贸协议对台湾有何利弊,都可以看到一个超越蓝绿的新力量正在形成
  • 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的二十年间,民间力量快速兴起,远远跑在政治力量的前面

在今年3月以前,台湾人一提到“服贸”,第一个反应绝对不是最近的大热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是“服冒”,一种缓解感冒症状的冲泡热饮。

3月以前,也很少人知道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隐约知道有个关于两岸的商业协议,但没太多人去关心,该做什么,还是继续做什么。

服贸争议开始发酵,是在3月17日晚上6点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上,国民党籍的委员会主席张庆忠仅以30秒的时间草率宣告:“出席52人,已达法定人数,开会,进行讨论事项,海峡两岸服贸协议已逾3个月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散会。”宣告会议结束。

到了3月18日晚上9点左右,有400多名学生趁着警员不备,进入“立法院”内静坐抗议,并突破警方的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同时,开始有人在网络上通过各种社交网站及软件,不断转发学生为什么要占领“立法院”,并要大家快到现场声援。结果,在26小时内“立法院”附近街道就聚集了近一万人,并且持续增加;本以为随着一天天过去,热度会降低,但没想到到了3月30日,竟然有二十多万人上街头声援,这恐怕是当初学生们发动学运时始料未及的事。

在台湾,过去不管是支持服贸或反对服贸的人,大部分都不知道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就有个网络的讽刺短片,是说一个人感冒了要吃服冒,结果都没看说明书上写了些什么,就一口气通通吃了下去。而这次的学运,也引起了许多台湾人的好奇心,真正深入地去了解服贸协议的内容到底有些什么。

这是台湾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在这之前,学运已经离台湾很远了,搞过几次都不成气候,不了了之,但如果回过头来看战后台湾的历史,会发现几乎每隔20年就出现一次大规模学运,也都刚好发生在台湾历史的关键点当中。

1949年3月20日晚上,分别来自台大及师院的两名学生,共乘一辆脚踏车,被警察拦下,引发冲突,学生被警察毒打一顿后收押。次日,数千学生包围警察局,最后警方在群众压力下被迫道歉。

时值多事的1949年,学生抗议时,将对政府的不满一起宣泄出来,喊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口号,当局认定校园受到共产党的渗透,决心镇压。4月6日,军警冲进台大及师院,在冲突中共有100多名学生遭逮捕入狱,其中有7名学生被捕后遭枪决,也有学生避走大陆。一般认为,四六事件是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开启事件。直到1995年,开始有人为平反四六事件而奔走;2000年,教育主管部门正式向四六事件受难者家属道歉,并给予补偿。

上世纪70年代,对台湾来说是“风雨飘摇”的十年。1971年10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联合国,台湾人心涣散,对未来感到恐惧而茫然。当时一些改革派自由派的杂志刊登了保钓运动的消息,也借此鼓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对许多学生来说,他们第一次深刻考虑了台湾的未来,引发对自己所住的这块土地的思考,各校大学生开始串联,发起学生运动,组织各种上山下乡的服务团,调查社会议题做社会实践。学生运动由爱国保钓,转向关心社会议题。当时,国民党当局害怕学生运动失控,开始介入并接手各类社会服务团体,同时,压制自由派学者,指控他们亲共,1974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不少教授被解除教职,台大哲学研究所因此被迫停招一年。至此,延续几年的保钓运动风潮也一下降到冰点。

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就“蠢蠢欲动”,各种“冲撞”试图挑战旧势力旧观念。每次冲撞,社会就开放一点,比如解严,解除报禁、党禁。对于过惯保守安稳日子的人,那是个很“乱”的时代。

1990年初春3月,6000名来自全台各地的大学生聚集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要求解散万年国会,要求政治改革,这是台湾截至当年最大规模的一场学生运动。

当年的国会里有许多1949年跟着国民党来台的议员,他们已经老态龙钟,但仍霸着位子不放,无法充分代表民意,要求他们退休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也爆发了主流派及非主流派的政争,一连串政治事件纠缠在一起,民众越来越不耐烦,终于学生首先发难,从9名学生静坐抗议开始,“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

这场学运也相当受世界瞩目,要看国民党如何应对。直到第五天,时任“总统”的李登辉,正面响应学生,接见学生代表,听取诉求并达成共识。第六天,学运和平结束离场。

这场运动中的诉求很快被实现,加快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运动,也让只会埋头赚钱的台湾人体会到,政治其实没那么可怕,如果你不想让政治搞你,就要主动去搞政治。

又过了20年,就是今年3月的占领“立法院”的这场学运,先不讨论服贸协议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利弊,在这次学运中,可以看到台湾社会中一个超越传统两党、蓝绿的新力量正在形成。

最近有一种论调,认为发起学运的学生都是被政治人物利用,学生不懂事,被政党在背后操弄。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对台湾社会的思考恐怕只有传统蓝绿二分,而忽略新一代台湾年轻人的想法。就如同过去,对国民党有意见的,都会“被”称为共产党;而现在,对国民党有意见的,都会“被”称为民进党。

事实上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这次运动中根本没有表现的空间和机会,在台湾这种社会,如果政治人物想上台,需要运作和号召,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争取曝光率和抢功。可是这次民进党人全部乖乖地坐在下面,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好不容易拿到麦克风说几句,不小心喊了一句“冻蒜”(当选)还当场被学生嘘下台,脸上无光,事后还要不断道歉。

民进党当年的确擅长组织街头运动。上世纪80年代,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当时的党外人士以及后来的民进党,甚至可以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串联,共同出现在一个场子里,高喊“打倒国民党”,那简直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事。

以往,民进党都是站在群众前面,带领群众去冲去拼,如传教士般教育群众,他们的论述、理念为何。等到他们也开始掌权后,发现利用国民党过去掌握的行政资源和组织来进行各种政治操弄实在是太好用,比辛苦晒太阳搞街头运动好用太多,加上近几年民进党的“天王”们逐渐高龄化,却不肯放权,暗中互相斗争,而大部分的民意代表和公职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像“公务员”,为了下次选举还能当选,永远都只想顾好自己的基本盘,不思突破、不求长进。这些国民党过去的恶习,民进党掌权后很快学会;而就在民进党越来越重弄权、越来越僵化的同时,过去他们最擅长的论述能力,越来越弱。诸如此类原因,都让民进党与过去的群众路线越来越远。

说得直白一点,3月30号这天,有二十多万人上街反服贸,若民进党现在真还有动员二十万人的能量,恐怕也不会惨到现在的落魄模样。

那么,为什么这次学运本来只是几百个被认为乳臭未干的小子乱冲,最终会让二十几万人上街呢?

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的二十年间,新兴的民间力量快速兴起,各种非营利组织、NGO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议题几乎都找得到相应的组织去关心声援。台湾这几年发生的各种大小社会议题,从坚持土地正义的苗栗大埔土地征收案、反强拆的台北士林文林苑案、反核四,一直到现在的反黑箱服贸⋯⋯所有街头运动的场子背后都是社运团体在主导。说这次是“学运”,不如说是“社运”。社运这一板块,正好是民进党掌权后怕落人口实而遗弃的地方。

多年来,社运及民间团体尽管经常缺钱,日子过得苦哈哈,但仍陆续筹办执行各种行动,以战养战,累积了丰富的社运经验。以打游戏来比喻,就是技能已经到了满级,而且是好几个团体都已经满级,一联合起来,能量规模就非常强大。包括这次主导学运的学生团体,大部分民众在他们冲进“立法院”当晚,都认为怎么有这么一群没听说过的野孩子。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这群“野孩子”从台南到台北,只要有社会运动的地方,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无役不参,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恐怕比绝大多数民众还要投入。再加上这几年台湾太多人对当局不满,找不到宣泄的出口,现在有个缺口,自然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从学运第一天开始,就能看到现场有义务律师团、有专业心理咨询人员,还有医师团体组建的医疗站,也有学界的教授联合发表声援;你也能看到学生领袖出来发表讲话时,都会提到很多组织团体,这些组织团体也负责物资规划、对媒体的文宣等工作。若我们再深入研究这些组织团体,你会发现他们都在某个不受重视的领域工作已久,与当局斡旋抗议的经验相当丰富,创办人也都是社会上某个领域受敬重的大佬,绝非民进党或政治势力可以影响。

今天学生反服贸,是好是坏不知道,反正未来是他们的,不管有什么后果他们都要自己承担。只是有一点值得思考,如果学生真的好傻好天真,那么好操弄,为什么那么多天都无法把他们操弄回家,为什么很难操弄他们回去读书?

民进党还有动员能力吗?大概就是地方党部出台游览车,早上载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叔来“立法院”喊一喊,下午三四点还要赶回家,看乡土剧早早睡觉,根本无法叫得动新一代的年轻人。

现在,台湾的情况是学生及社运团体等民间力量远远跑在政治力量前面,与其说民进党操弄学运,不如说是民进党被学生推着走,更别论民进党内部对服贸协议也有不同论调。但可预期的是,在这次学运落幕之后,民进党势必又会调整路线,否则恐怕会看到,以后选举时候选人不再与民进党大佬合影,而是抢着与学运领袖合影的画面。

撰文/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新浪微博账号@廖信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