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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受伤的乡村

  • 农村衰落来源于城市的剥削,最终也将导致城市危机
  • 农村问题要治本,就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的存在予以合法性

最近有一则农村老人自杀的报道让人怵目惊心。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在湖北、山东等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

这一乡村危机的极端呈现,让我想到了7月的一次辩论。当时,哈佛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周韵,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批评艺术家、策展人欧宁在安徽碧山的艺术和社会计划:欧宁自称要建立乡村“共同体”,但是这 “共同体”不但没村民什么事儿,甚至,加强了知识分子和村民的“区隔”。欧宁随即公开回应,解释了周韵质疑的细节,认为其中有一些被曲解了,更重要的是,周韵仅访问了一天,就做出这些评论,是不负责任的。

周韵的质疑,的确是调查欠详、又热衷于使用时髦理论指手画脚的“留学生病”。她太急于批评,对“碧山计划”缺乏了解,也无法理解乡村建设的困难。但是理论(以及“哈佛博士”的学术背景)毕竟能增添光环,并且,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农村”的对应关系非常能够跳动中国读者的神经。于是,周韵的批评竟把“碧山计划”逼得扭转身来,露出尴尬之处。

“碧山计划”是近年来媒体报道、国际学术交流的宠儿。尽管很多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有很多人在进行乡村建设,但是欧宁和他的同伴们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借着艺术和媒体资源,他们能够在当代艺术的视域里欣赏和宣传徽州古建筑、传统手工艺,并策划了一次丰年祭。在他们的带动下,碧山这个徽州村庄有了书店、酒吧。但很多人都有疑问:这计划和当地村民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在丰年祭上,有记者、艺术家,但是没有村民。再如,“碧山计划”的结果之一,是很多人拥去买房,使当地房价连翻几番,这是理想的乡村建设吗?

但是批评引发的论辩,是断裂而没有成效的,人们似乎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上都陷入了无奈,最终不了了之。

我同时也想到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精美的镜头、华丽的解说,不仅在描述美食,也在赞美节气、农作生活和传统智慧。与此同时,片中隐隐弥漫着一层悲哀:制作这些美食的,是农村的留守者——最后一人。农村在衰落,这些美食更多地停留在故乡和回忆之中,而不指向未来。更深一层,理应牵动人们的联想、片中却不能提及,也因此更加讽刺的是中国的美食文化如此值得夸耀,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身处食品安全的重重危机之中。

这几个例子,尽管属于不同层面,却都揭示了乡村的绝望。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解决,任其沉沦。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问题无法局部解决,无法靠艺术计划、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社保体系、怀旧式的美丽挽歌……解决单个的问题。当代生态农业的论述,都指向城市化、产业化、资本化的政治经济形态,农村衰落来源于城市的剥削,最终也将导致城市危机。那么,解决方案从哪里来?

日本人福冈正信从1930年代开始,就在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他出生于1913年,学习微生物学,从事植物病理研究,曾过着青年人的正常生活。“白天为显微镜下的自然世界惊叹,也为那片看似微小而却像无垠宇宙的世界感到不可思议;夜晚一有机会就去追求爱情,当然也尝过失恋的苦涩。”由于工作繁忙,积劳成疾,他昏倒在研究室,又感染了急性肺炎。素来生活平顺的他,住在病房里,猛然间似乎被推入了一个孤独的世界。这个生命的转折让他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那么无忧无虑?出院之后,他继续为生死问题困惑着,无心工作,晚上在山上和港口徘徊流连。5月的一晚,他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醒来已是清晨,晨风从山下吹来,晨雾消散,一只鹭鸟飞来,鸣叫一声后远飞而去,留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他脱口而出:“原来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

第二天,福冈正信辞职了。他在全国四处游逛,到处宣扬“一切无用论”,最后回到家乡,钻进父亲种柑橘的山里,在小棚内过起了原始生活。他想种植柑橘、生产稻米,以实际的生产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作物是自然生长的,不应是人力种植的结果。结果失败了。那是1938年。他去一家实验农场工作,担任防治虫害的主任,同时继续研究新的农法。经过三十年,他研究出一种耕种水稻和小麦的方法,不用耕田、施肥、洒农药,完全依靠自然力量,产量却毫不逊于主流耕作,他称之为“自然农法”。1975年,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根稻草的革命》一书。“自然农法”的成功,在日本国内赢得了很多人的效仿追随,也为福冈正信赢得了国际声誉。

“自然农法”简言之,就是当水稻还在生长时,把麦种从稻子上播撒下去,等水稻收割以后,再把稻草铺撒在田里。在麦子收割前两个礼拜,将稻种撒下。小麦收割之后,再把整根麦秸直接铺撒在稻田里。如此稻麦循环耕作,节省人力,不使用农机具、化肥农药等,保持了高产量、也使土地肥沃。

福冈正信相信,“自然农法”可以解决今天的环境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在这种农法背后,他怀抱着二十五岁时的信念:人类做得越多越糟糕,不如顺应自然的力量,什么都不要做。但他并非真的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也不像他宣称的那样,弃绝人类智慧,否则,他也不会历经数十年,反复实验新的农法了。而他早年对植物病害的研究,也帮助他认识了自然的复杂体系、形成了新的虫害防治体系。福冈正信的哲学更类似老子:顺势而为。用今天生态主义者的批评来说,环境危机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想要主宰、改造自然,解决之道就在于对自然保持敬畏、过节制的生活。因此,农业问题不是孤立的,福冈正信认为,应该集合哲学家、宗教人士、艺术家一起来讨论农业问题,没错,为什么农业不再与艺术相关?

因此,尽管日本人很快认识到“自然农法”的价值,却很难推广,因为农药厂、化肥厂、农协等各个利益团体都会反对。就像“碧山计划”一推行,立刻引起地方政府的警惕,但房地产商却迅速嗅到利益、开始修建高档酒店。如果没有对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认识和改造,局部的解决方案终归无力。

在德国、日本、韩国、台湾,这种农业革命归于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合作社。人们集体、自愿、非盈利地组织生活和生产,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资本。在台湾,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成立了“主妇联盟”,以合作社的形式,建立了生态农业的产、销、购体系。一些都市里的年轻人,也返回乡村耕种。和过去的农民不同,这些年轻的农民带着生态农业的信念,相信小农耕作可以解决食品和生态危机。他们不再羡慕城市,不以农作为低贱的工作。他们热爱农作生活、乡村的宁静,也在村中恢复了知识生活。举例来说,在新小农最多的宜兰,村里有一家店,叫做“小间书菜”,一半卖书,一半卖菜,你也可以拿书来换菜,拿菜换书。这令人想起中国乡村的“耕读”传统,比起碧山的书局、酒吧,这岂不是更有机的农村变革?

归根结底,正如老人自杀问题的研究者刘燕舞所说,“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的存在予以合法性。”这当然困难重重。困难不仅在于政府和资本的双重压力,还在于和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欲望和好奇心仍然是这个国家狂奔的动力。扩张、挥霍、积累利益,这都不是农村的逻辑。但是,除非真的移民到外星球,我们迟早得停下来,回到受伤的乡村。

撰文/郭玉洁(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