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本文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中国的反智主义

  • 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良好判断力和思想方式
  • 重温历史能帮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贬低知识精英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艾森豪威尔曾有这样的名言:“知识分子是那种用多余的话讲述他未必知道的事情的人。”

这是1954年的美国,这位昔日的盟军总司令、如今的总统正矗立在声望的顶峰。他在两年前,也将在两年后击败同一位民主党挑战者阿德莱·斯蒂文森。后者志趣高雅、言辞动人,是当时知识分子眼中的理想政治家的化身。但对于美国选民来说,斯蒂文森不可理解,代表着令人不信任的知识傲慢,大叔式的艾森豪威尔似乎更能理解他们。

艾森豪威尔也利用这种不信任,他对知识分子的刻薄言辞象征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日趋强烈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utalism)”浪潮的再一次到来。

对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这个国家是由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缔造的,但是它的历史节奏中总有一股强烈的“反智”冲动。它来自于宗教传统,清教的神职人员对于科学精神的敌视;它来自于政治生活,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体系产生的专家崇拜;在商业上,它是如此的强调物质与实用主义,不信任超出日常生活的观念;教育上,它则同样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淖,不强调智力生活的独立性。

他把这种种思潮编织成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美国生活的反智主义》。对他来说,这反智主义最大的危害在于人的堕落,他不无悲观地预言说,“当然,不同的选择路径可能正被关闭,未来的文化可能将被那些秉持这样那样信念的人的一意孤行所主宰。”

距离这本书出版正好半个世纪,反智主义在美国生活出现了新的形态。学院中盛行的相对主义,迅速兴起的明星文化和网络文化、新的浅薄与野蛮文化,因为全球通信网络,正以更强大的面貌出现。从美国总统的竞选到马尼拉餐馆,“江南style”的大为流行,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新例证。

自从霍夫斯塔特抛出这个论断以来,它就遭遇不断的质疑。一方面,它与一个民主社会弥漫的“平等意识”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反智主义”的确是个难以确切的概念,它又常与“反理性主义”、“反精英”混淆在一起。而智力生活或是知识分子的定义,更是随时在改变。

霍夫斯塔特所依据的是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传统,它帮助人们从柏拉图的洞穴中走出来,去看到真实的世界,摆脱各种习俗成见。在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这成见来自于宗教与王权,所以知识与智慧,是用来对抗宗教与政治权力的,新诞生的知识分子阶层则要取代教士阶层,成为新的立法者。这种新的理性态度,意味着开放性、好奇心、怀疑性。

来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反智程度,你仍可以借助这两个模糊的指标,它对于智性本身(也就是理性)的态度,或者更直接来说,它对于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在此刻重提霍夫斯塔特,不是为了某种莫名的怀古情怀,它与当下的中国密切相关。此刻的中国,也正面临着一种普遍的反智情绪。

反智主义在中国有着漫长的传统。在写于1976年的文章《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历史学家余英时追溯与比较了中国主要的三种政治思想流派儒家、道家、法家与反智主义的关系。

道家与法家的浓郁的反智传统自不必说,他们期待的稳固统治都是建立在“蒙昧”之上的,而以“主智论”著称的儒家,也不得不尴尬地发现,他们的知识与道德空间,也只能寄望于王权的暂时垂恩,以“道统”为名,他们却从未建立起真正的抗衡王权的力量。不过,因为能与皇帝一起分享治理天下的权力,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阶层仍能赢得广泛的尊重。

进入20世纪,“士”转变成了知识分子,他们发现自己一代代积累的知识系统在现代世界变得不重要,而他们在社会生活的优势则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而消失了。他们长期的中心感遭遇挑战,中国成为了世界的边缘,而他们在中国社会也不再是中心。

这种倾向越来越剧烈。一直到1920年代,知识分子仍对整个社会具有引导作用,当他们喊出科学与民主口号时,不啻是在展开中国的启蒙运动,要为中国建立起现代的思维方式与政治体制。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党派与意识形态,也正是从大学校园中开始的。

但也正是这党派与意识形态的兴起,令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余英时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智运动”,它把所有的知识与思想都汇聚到革命教条之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仅在肉体上被消灭与侮辱,还展开了一场集体性的自辱。就像余英时感慨的,“反智主义”在此刻的中国的确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

在接下来的30年中,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回到国家生活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则更再度处于边缘化位置。除去传统意识的政治权力,这边缘化还有了新的因素,物质主义的空前胜利,令精神空间大为压缩,新技术带来了信息泛滥,人们错把信息当作知识、进而贬低知识,人们强调实用而不是认知,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他们缺乏自尊、投入权力或大众的怀抱。

在此刻的中国,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生活中,不仅是知识分子集体缺席,你也明显地感觉到“智性”的严重缺乏,它似乎在整个国家的运转中找不到角色。当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中国旅行时,他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相信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在公共舆论中,当人们提到“公知”时表现出的习惯性蔑视,实在令人震惊,似乎侮辱知识与思想再度变得时髦。

或许,重温历史能帮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贬低知识精英会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影响。在另一篇文章中,余英时大胆地假设中国的民主实验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挫败,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精英文化的衰退——“不管怎么说,民主观念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要把它转化成中国的现实,只有通过彻底的争辩和讨论,不仅针对这些观念本身,而且针对其他与此观念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才能达到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民主观念才有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和成长。因此,一个高水准的精英文化是一个根本前提,民主是不太可能在一片文化贫瘠地开花的”。

现代政治秩序只是我们期待发生的变化之一。这个国家怎样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转的市场,怎样建造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怎样学会与世界相处,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良好的判断力、理性的态度、一个开放的且充满好奇心的思想方式⋯⋯而一个反智的社会,是永远无法迎来这种改变的。

倘若不承认知识分子在中国变革中曾扮演,也理应扮演的中心角色,我们期待的变化不会到来。

撰文/许知远(专栏作家)